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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法律解读

2017-08-11 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


导言:慈善信托自“诞生”起就引发沸议,热度不减:慈善公益界、金融及信托界、法律界都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尽管各有兴奋点和侧重点。慈善信托到底是一种开展慈善事业的创新途径?一种提供信托服务的金融业务?还是一种接受跨界规制的法律制度?采取共同受托人模式的慈善信托更是典型中的典型,触发了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齐上阵、携手行”的共进发展,本文试结合业务实践,以法律视角解读之,供慈善信托执业共同体交流探讨。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开始施行,时隔不到一年,2017年7月10日,银监会和民政部联合发布《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如此快速的立法节奏与2001年《信托法》原则性规定公益信托而鲜有实践落地的立法间隔和法律实效相比,结果的确迥异。慈善信托的业务发展也从《慈善法》的颁行开始走上了快车道,据统计,截止2017年7月26日,全国共成立慈善信托32支,实收信托规模约1.24亿元,涉及扶贫、教育、留守儿童等多个慈善公益领域。[1]

慈善信托从本质上看是信托法律关系,而信托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主要当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其中委托人负责提供信托财产,受益人享有受益权,而受托人具体从事对信托财产的占有、支配和经营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该项财产的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信托法律关系里,受托人居于核心地位。《慈善法》对慈善信托受托人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可以担任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实践中,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基于法律规定,积极探索开发了共同受托人模式,以期充分发挥慈善信托的制度优势。现期根据公开披露及民政部门备案信息,市场上已出现了四支以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作为“共同受托人”的慈善信托产品。鉴于此,细致解读慈善信托的共同受托人模式实属必要,具有理论探讨与实际操作的现实意义。

 

一、“共同受托人模式”业务实践几何?

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具体操作是:慈善组织或善款捐赠人作为委托人,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作为共同受托人,受益人为设立信托所资助的公益慈善事业中享有信托利益的自然人或者机构。在本模式中,共同受托人是指在同一个信托中有两个以上的受托人。[2]与单一受托人相比,共同受托人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受托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二,共同受托人存在于同一信托法律关系中,即依据同一信托文件,就同一信托财产,为实现同一信托目的而成立的信托。

根据现有公开信息披露,采取本模式的慈善信托产品有以下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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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根据民政部门网站查询整理



根据《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3]委托人应当确定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进行备案。上述四单慈善信托的民政备案机构所在地既有选择信托公司注册地所在地的民政部门也有选择慈善组织注册地所在地的民政部门,[4]相信随着《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颁行,采取“共同受托人”模式的慈善信托备案会得到进一步规范。



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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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

 

“共同受托人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慈善组织优势表现在其对慈善项目的管理能力:能够使得慈善目的落实更充分、项目来源广泛;能够更有效地发掘梳理委托人意愿,树立慈善情怀;能够有效整合捐赠人资源平台、发展潜在合作伙伴;募集善款的方式十分灵活。此外,在税收优惠方面也具有极大的便利性。而信托公司的优势则表现在其对慈善财产的管理能力:信托公司具有专业的资产管理和理财服务经验,同时在金融审慎监管环境下的能够严格履行受托人义务,更好地按照委托人意愿服务。两者的结合可以更为专业、有效地服务慈善,推进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二、“共同受托人模式”他山之石可采?

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比较优势显著,运作相对完整、科学,那么在国外慈善信托是否也有采用同样的结构呢?众所周知,国外基金会尤其是英美慈善基金会已经经历了长期变革演进,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法律法规与运作模式,其中2000年成立,世界上最大的公开运作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极具代表性。

QQ图片.png资料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根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网站资料整理。[5]

 

比尔·盖茨把他在商界奉行的法则,渗透到基金会的具体运作当中。基金会采取双实体结构,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信托基金(简称“信托基金”)。这两个实体都是分别以信托形式设立的,两者是完全独立法律实体,互不干涉决策。具体来看,“信托基金”持有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捐赠的投资资产以及全球富翁沃伦·巴菲特的捐赠,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投资资产;而“基金会”没有实质性资产,其所有资产来自信托基金定期拨付,主要负责慈善项目的执行,以实现“基金会”慈善目标。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具有清晰的运作逻辑:两个实体分工清晰、目标明确——“基金会”负责所有的慈善赠款投资项目,“信托基金”负责慈善赠款资产的管理。此外,负责项目端的“基金会”与负责资产端的“信托基金”相互独立但又相互合作。由此可见,这样的运作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两个实体的优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资产的保值增值与风险控制,并同时使得慈善项目的执行落到实处,有助于更有效地落实慈善目的。

可以说,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运行模式与慈善信托的共同受托人模式在功能上异曲同工,尽管在法律关系和设计结构上明显具有差异。在运行模式上,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实际上是设立了两个信托法律关系,而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是依据同一信托文件,就同一信托财产,为实现同一信托目的而成立的一个信托法律关系,结构不尽相同,但是这两种模式所体现的现实价值与作用优势却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我国慈善信托的“共同受托人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与优化。

 

三、“共同受托人模式”法理本源何在?

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承担管理信托财产的重要职责以及履行相应的义务。我国《信托法》规定了受托人承担的义务范围,根据信托文件规定遵守各项义务,包括忠实义务、谨慎义务、分别管理义务、亲自管理义务、记录、报告和保密义务、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和清算义务。[6]根据信托法理,以上义务均来自于受信义务,实则是受信义务在我国信托法上的具体表现。

受信义务(Fiduciary duties)这一法律术语起源于英国衡平法,其产生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义务的来源上看,私法上的义务一般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约定,例如合同约定下的义务。除此之外,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会以法定的形式为当事人设定强制性义务。而在这两种义务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既不是自由意志约定而来,也不是国家强制赋予的义务——受信义务。《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受信义务的解释是“受信义务就是一方为另一方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诚,并且代表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务。”换句话说,受信义务是基于当事人间的受信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而产生,是人们对社会诚信、个人诚信所要求的保护信赖关系的回应,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衍生出来的新义务,即委托人出于对受信人的信任,将自己的事务或者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管理而产生的关系,包括标准的信托关系和因当事人之间的信任而产生的其他关系。受信义务从内容角度包括“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两部分核心内容。

受托人的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的过程中,应当忠实于受益人的利益,不得为自己或他人牟取利益。[7]关于忠实义务的具体内涵,学说上存在各种具体解释。[8]本文认为,以下三个方面能较为简洁地勾勒出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全图景。第一,受信人不得利用信托财产和事业寻求为自己谋利或为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谋利的机会;第二,禁止受托人将自己置于同信托利益相冲突的地位,这是忠实义务的核心规则;第三,禁止在没有受益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事私人利益行为。

注意义务(Duty of Care)是指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谨慎义务。注意义务要求受托人在日常经营管理中稳妥、小心、尽心尽力地做出各种决定和行为。

受托人义务的本源来自于受信义务,包括体现“德”的忠实义务与体现“能”的注意义务两个核心维度。无论是基于受托人责任的关键性还是受信义务这一核心概念在信托关系中的重要性,把握受托人义务的本源与内涵是正确理解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核心环节之一。

 

四、“共同受托人模式”权责如何划分?

如前述,《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同一慈善信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受托人时,委托人应当确定其中一个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按照本章规定进行备案。”由此可见,银监会和民政部门对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正当性持肯定态度,并且明确了该模式的备案责任主体,使其具有实操性与简捷性,从制度上是对“共同受托人模式”的肯定和激励。[9]

但是需要关注和值得讨论的是,该条文中提出的由“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进行慈善信托备案,那么除了备案事项之外,共同受托人之间的权责关系如何界定?受信义务如何进行划分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共同受托人权利的行使

有观点认为,共同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实则是平等的,作为同一信托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其对信托财产的地位不存在先后、递补或各占份额的情形,共同受托人应当共同享受和行使受托人权利、负有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并共同承担处理信托事务所发生的责任。[10]我国《信托法》并未对共同受托人如何行使权利做出直接的规定,只在第31条第2款规定了“共同受托人应当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由此可见,共同受托人对信托事务的处理具有同样的权限。但是,为了信托管理的便捷,《信托法》第31条第2款还规定:“但信托文件规定对某些具体事务由受托人分别处理的,从其规定。”依据该条款,如果在信托文件中对受托人的权限做出约定的,应当从其约定。也就是说,可以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将信托财产置于共同受托人之一的名下,或者在信托文件中约定信托事项可以由共同受托人分别管理,那么各受托人可以按照约定分工,分别处理信托事务。

鉴于慈善信托目的特殊性以及受益人不确定性,对慈善信托财产如何更透明、更规范、更高效地管理是慈善信托设计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一方面要注重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风险隔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信托财产运用的灵活性。关于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划分与决策实现,实践中可采取设立慈善事务执行合作机构,即设立慈善信托管理委员会的方式自由协商,以约定确认双方的权限。[11]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有利于使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双方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还可以形成相互监督和制衡,是防范道德风险、管理风险,提高执行效率的有效措施。一般来说,慈善信托管理委员会职能主要包括根据信托目的和委托人意愿,制定并通过慈善信托年度、半年度报告及项目清算报告,决策慈善项目管理以及慈善信托财产管理内容及方式,制定并执行信托财产的投资策略、投资范围及投资方案,以及对增加其他公益合作机构的甄选标准和程序进行决策等事项。

(二)共同受托人义务的履行

如前所述,受信义务在我国信托法上具体表现为信托文件遵守义务、忠实义务、谨慎义务、分别管理义务[12]、亲自管理义务、记录、报告和保密义务、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和清算义务。慈善信托的共同受托人义务也须各自按照受信义务的规定,基于对等的标准和原则,履行各自受信义务。

(三)共同受托人责任的承担

在共同受托人的责任承担上,需要区分对外责任与对内责任两种。

1、对外责任

我国《信托法》第32条规定:“共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对共同受托人之一所作的意思表示,对其他受托人同样有效。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见,共同受托人的对外责任分为债务清偿与损失赔偿两种。导致产生以上责任的行为不论是全体共同受托人一起做出的,还是由共同受托人之一或部分做出的,在对外责任的承担上,全体共同受托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即可以向任何一个受托人要求责任的全部。其中,根据《信托法》第37条的立法精神,共同受托人没有过错的仅以信托财产承担责任,而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的,以其固有财产承担。

2、对内责任

在对内责任上,无过错的共同受托人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能否向有过错的共同受托人要求赔偿,我国《信托法》未作明确规定。但依民法责任自负的原理,共同受托人中的一方在承担责任后,应有权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向其它共同受托人追偿。

在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操作中,共同受托人还是可以采取设立慈善信托管理委员会的方式对责任进行划分,对内部责任按照约定执行落实。但是这类约定对外没有效力,权利人还是可以要求全体共同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对外责任承担后,依据约定内部追偿。

 

五、“共同受托人模式”前景可否持续?

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可持续性依托于受托人自身专业化运作能力的有效发挥、法制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与社会慈善力量的持续驱动。

本文认为,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能够使慈善、金融与法律相结合,共同打造以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为主体,多元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建设的可持续生态圈。

我国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地域覆盖面极广,其开展的公益项目涉及扶贫、教育、救灾、医疗和科研等等各个领域,慈善组织在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有极大的动力与坚定的意志。而信托是一种财产转移及管理的设计,具备投资方式灵活多样的特点,在财产管理方面极具优势。信托业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行业资产规模已突破22万亿元,具有良好的资产管理能力和丰富的财富管理经验。

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共同设立慈善信托,有助于双方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拓展公益慈善事业的覆盖领域和市场,丰富慈善事业的开展路径,借助信托制度的国际认可度,为引进国外慈善资源及优质项目开创蓝海,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此外,随着中国的财富积累与传承已经到了代际交替的节点,如何将财富更健康、更有担当的方式传承,是财富拥有者的思虑,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将国民财富以安全、有效的方式投入慈善事业是高净值家族实现自身家族财富价值的有效体现,也是财富健康积累,助力社会发展的国家使命。

通过慈善信托“共同受托人模式”的不断实践,多元参与主体对慈善信托的认知与参与程度会逐渐加深,在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的合力作用下,势必会助力家族财富成为注入慈善事业的一股新生活力,共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慈善信托生态圈。

 




作者信息

袁  田   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负责人

董怡岑   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研究员


 


[1]数据引自民政部官网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707/20170700005210.shtml。 访问时间:2017年8月2日。

[2]我国《信托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同一信托的受托人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

[3]《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同一慈善信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受托人时,委托人应当确定其中一个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按照本章规定进行备案。

[4]其中,中航信托·中国扶贫慈善信托的备案机构为中航信托注册地所在的民政部门,与慈善信托资金专户的监管部门所在地一致,而且信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中航信托是慈善信托的主要受托人,与《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的规定完全符合。

[5]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Who-We-Are/General-Information/Financials

[6]具体见《信托法》第四章第二节“受托人”,全面规定了我国法上受托人的各项义务。

[7]参见 [日]能见善久著:《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赵廉慧著:《信托法解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310页。

[8]有学者认为,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可以划分为3种子义务,参见[日]能见善久著:《现代信托法》,赵廉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2页;余卫明著:《信托受托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179页;See also Scott Atkins, Equity and Trust,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p.216-227.有学者认为,受托人的忠实义务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参见何宝玉著:《信托法原理研究》(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页。还有学者更为详细地将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划分为10个方面,See Austin Wakeman Scott & William Franklin Fratcher & Mark L. Ascher, Scott and Ascher on Trust, 5th Edition, Volume. 3,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2007,pp.1086-1136.

[9]参见金锦萍:“慈善信托的规制之道——兼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10]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301页。

[11] 中航信托·中国扶贫慈善信托计划即采取了此种模式,共同受托人组成慈善信托管理委员会,并对决策事项和决策方式作出明确细致规定。

[12]分别管理义务是指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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