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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研究/Intellectu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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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视角下的信托文化场域分析
时间: 2020-12-14

2019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主题为“弘扬信托文化、强化合规建设”,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托文化建设五年规划。2020年6月,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 《信托公司信托文化建设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引导信托公司回归受托人定位,加快信托业转型高质量发展。信托业目前正处于深化转型时期,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整治行业乱象与促进转型发展并重。通过信托文化的力量注入发展新动能、以文化为行业根基开展本源业务已经成为信托行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为出发点,探索信托文化场域的结构和运行逻辑作为方法论,结合信托文化建设提出建构信托文化场域的要点建议,为信托公司落实文化建设及弘扬信托文化力量提供新思路。

一、   信托文化场域的概念与意义

(一)信托文化场域的概念

场域(field)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他认为场域是由不同社会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建立的社会实践空间,是在一定范围内有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不能简单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领域。基于场域理论,他将“文化场域”总结为集合了理念、机制、制度于一体的社会场域。人作为文化场域中的行为主体,被场域所影响并以自身行动作用于场域,形成一个有机动态的社会空间。[1]

根据《指引》内容,信托文化是指信托公司以信托关系为基础,以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回归信托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形成“诚信、专业、勤勉、尽职”的良好价值理念。由是观之,信托文化场域就是基于信托关系,由信托当事人及相关主体构成的网络所建立的社会实践空间。信托文化场域可以从结构上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能够相互作用、互相影响,达到内部的平衡性与成长性。当主体处于信托文化场域会受到四个层面的共同影响:从精神上形成文化认同、制度上形成文化规范、行为上形成文化实践、物质上形成文化感知。同时,信托文化场域的活动主体以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反作用于信托文化场域。

(二)构建信托文化场域的意义

信托兼具法律制度安排与金融工具属性,综合表现了财富管理的工具性与财富价值观的主体性。信托文化场域以精神文化为场域内核,将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外延,这种由内而外的影响作用及完整体系能够有效平衡信托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助力信托功能应用契合正确主流的财富价值观,保障信托公司及信托从业人员围绕核心价值观,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整合。

信托文化场域不仅是一种文化呈现形式,还涵盖了对信托文化功能的重新挖掘,通过对信托文化的解码、转化与价值输出,能够为信托文化场域内的多元主体——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及利益相关方提供建立价值认同的文化环境,促进文化认同,形成制度规范和行为模式的共识,实现场域内不同文化层面的良性互动,丰富信托文化的内涵。

二、  信托文化场域的结构解析

基于文化学的分析框架,信托文化场域分别体现了信托文化的四个层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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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信托文化场域的模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

(一) 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虽然是无形的,但确是信托文化场域的内核信托最初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制度,其蕴含的信任机制与我国本土的诚信文化价值观产生了耦合反应,伴随信托制度的应用发展,为打造中国特色的信托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信托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来自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信义观。我国古代对财富的理解和认知即是以传统伦理价值追求为核心,从春秋时代“义利观"开始,就强调致富必须“以其道得之”。这种“义利并重”的财富观,是中国财富思想的滥觞。[2]

立足当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诚信作为个人精神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由是观之,以“义利观”为内核的财富观、以诚信为首的道德观,决定了中国天然具备发展信托文化的精神土壤,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二)制度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过的:“所有文化进化式在传播的过程中,都要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产生和发展。”[3]信托制度文化是信托文化场域中多元主体的诉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在制度层面形成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对场域内的主体和事件具有约束力。

信托制度文化的形成和演进与回应社会需求同步,就我国信托制度文化而言,从最初对英美法系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的引进,到2001年我国《信托法》的颁布,本身就经历了信托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是英美法系文化与成文法系文化的制度融合。随着信托制度应用不断走向成熟,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需求的变迁,信托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和国民财富管理的功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文化建设。由此,随着资金信托、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等信托业务制度规范的逐步完善,相应信托制度文化也需要同步发展,并且体现为不同的制度文化特征。相对而言,资金信托制度文化偏重风险和合规文化;服务信托制度文化偏重受托责任文化;慈善信托制度文化偏重公益及社会责任文化。

(三)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具有凝聚人心、社会动员的文化效应,是场域文化落地的关键环节,能够直接提升主体对场域文化的心理认同度和参与度。在信托文化场域中,行为文化主要体现在信托公司开展的信托业务和从业人员行为层面。《指引》对信托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信托业务实操做出了详细规范,指出信托公司应制定完善的信托业务操作规程,将良好信托文化贯穿于信托业务各个环节。

根据《指引》相关规定:信托公司应通过优化考评机制和薪酬安排,激励维护公司诚信、增强专业能力的行为,纠正过分追求短期回报、忽视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不当行为;信托公司应建立以防控受托行为操作风险为重点的内控合规体系和风险防控机制,审慎开展信托业务,确保从事的受托业务与自身风控能力相匹配等具体的业务实操规范。可见,健康规范的信托行为文化将有效提升信托业务的执行效率和执行效果。信托公司和信托从业者是信托行为文化的主体,在具体的业务流程操作中可以集中体现信托行为文化的特征,反映信托公司信托文化的品牌和影响力,

(四)物质文化

物质是精神的载体,物质文化是精神内核的外在体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具有特别的内涵特征。中华民族性格的含蓄与内敛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意会婉约之美,习惯运用象征物作为载体表达思维和认知。道家学说中的“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道在器中,以道御器”[4],可见一斑。物质载体的选择和物质文化的营造应当以能够引起人们感情共鸣为标准,通过影响人们的感性认识,达到形成凝聚人心、增强心理认同和归属感的效果。

信托公司对文化符号的设计和应用即是建设信托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统一且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象展示公司品牌,凝聚企业文化共识,形成集群性心理认同,优化公司治理。例如,中航信托通过一系列的信托文化形象设计,清晰展现公司的品牌文化内涵,发布不同面向的企业宣传材料以及集中体现企业文化的《共同信约》文化手册,将企业价值观和企业发展战略通过视觉符号体系和文化载体IP化方式创造和运营,旨在系统、全面、有效地展示信托文化和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发展成为鲜活的形象和触手可及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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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航信托企业文化形象展示图

资料来源: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

三、  信托文化场域的内在运行逻辑

(一) 信托文化场域运行的逻辑起点——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信托文化场域运行的逻辑起点。信托文化的功能体现在对多元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协同效应,其根本逻辑是以文化的共融力量使多元信托文化主体在信托文化场域中对统一规则和制度规范达成共识。对同一文化对象认同度较高的主体更倾向于使用类似的文化符号、遵循类似的价值体系、秉承相似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风格,从而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冲突而产生的行为摩擦,节约协同成本、增强协同效果。

《指引》的发布即是信托文化场域运行的逻辑起点,立足信托业整体,对信托文化内容全面梳理,将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群众的需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信托公司受托能力等行业共识作为信托文化设计的基本诉求,确定信托公司文化建设的五个基本内容——服务文化、民生文化、责任文化、底线文化、品质文化,为信托公司的文化建设提供可依循的统一框架路径,也为信托文化场域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二)信托文化场域发挥影响的机制——文化传导

文化现象一旦形成,便具有天然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一系列的文化现象能形成一种势能,使主体形成相似的认知和认同。信托文化场域的文化传导力不仅能在场域内的主体之间发挥显著作用,还能通过信托制度应用,对信托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产生信托文化传导力,为社会输出正能量,助力信托公司成为良好尽责的社会公民。

鉴于信托文化以信义观、义利观和契约精神为内核,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尽职尽责、勇于担当的作为和行动会成为典型事件和案例在社会得以传播和推广,自内向外地输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例如,年初疫情期间,中国信托业协会倡议并发起设立的“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短短3天时间,即募集资金达3090万元,61家信托公司积极参与。信托行业在公共应急事件触发的关键时刻,团结一致、为国分忧的担当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认可,信托公司在抗疫中的热情态度、社会担当以及专业高效服务也极大激发了信托人的责任心和热情,信托公司在行业感召下开展了多项抗疫专题的慈善信托和慈善救助,慈善资金规模累计达十余亿元规模,为集中体现社会责任担当的信托文化增添亮色。

 (三) 信托文化场域对行业发展的作用——文化治理

约翰·罗尔斯把文化共识称为文化公约值,是构成公共理性的重要层面。[5]在信托行业及信托公司治理中,信托文化作为内在的引导力量,在软性约束力上能够与法律及监管规则的硬性约束形成良好互动。成熟健康的信托文化场域一方面能够形成文化势促进信托从业人员的自治、自律、自善,将风控意识、合规意识、受托服务意识融入到业务环节,形成显性信托文化治理;另一方面提供了文化主体间有规则、有默契的协商路径,减少协作摩擦,提升业务效率,构成隐形信托文化治理,内外结合助力信托业能够健康快速发展。

信托文化治理须与信托公司业务发展及公司治理的内在要求相契合,成为公司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中航信托提出,以“承信受托,让价值与精神永续成长”为企业使命,以“成为备受信赖、专业领先、广获尊重的金融整合服务商”为企业愿景,提倡“人本共进、至善致远”的价值观,并通过开展共识营等活动将信托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核融为一体,有效地将信托文化的落实贯彻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中。

四、   构建信托文化场域的建议要点

2020年是信托文化建设五年计划的开局年,在信托业协会组织引领下,信托公司根据《指引》规范,已经开始有规划地布局和开展信托文化建设工作。借助于信托文化场域的系统结构及运行逻辑,可以为信托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和优化提供启发和建议。

(一)  强化信托文化场域的精神内核

信托文化场域的建构首先应强调精神内核。2020年是信托文化元年,也需要探索思考信托文化的顶层设计和精神实质。信托文化场域中的顶层设计反应在精神文化层面,主要应体现民族性与时代性两个维度:

民族性主要来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信义观与义利观,通过系统发掘体现信义观与义利观的历史场景和文化故事,建立中国信托文化的“文化基因库”,如白帝城托孤、《红楼梦》祭田制度等,彰显信托文化的本土特色;时代性体现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观作为基本道德观,充分体现我国信托文化的五个特质: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文化、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宗旨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文化、依法合规经营的底线文化、坚持职业操守的品质文化。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是信托文化场域中精神内核的实质。

(二)遵循信托文化场域的发展规律

信托文化建设五年规划清晰地体现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循序渐进过程,也体现了从认知到实践的科学发展过程。按照信托文化场域的建构和运行逻辑,同样需要遵循从认知到行为的发展规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四个层面不是层次上的叠加,而是体现为一种有序的场域势能运动。精神文化作为内核最为稳定,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制度文化根据精神实质,明确信托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规范,体现社会共识的约束力,具有稳定性和时效性;行为文化在制度文化框架下具有广阔和灵活操作空间,需要动态调整和修正;物质文化作为外在载体,体现为阶段性、相对静态的信托文化特征。通过从内到外的势能迭代发展,信托文化场域的逐步发展与信托文化建设计划的有序推动可以形成同步共振。

(三)发挥信托文化场域的社会治理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场域中,信托文化场域作为一个子场域和组成部分,不但体现了信托行业本身的内在治理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亦具有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

信托文化的核心是“受托人责任”,《指引》也着重强调了信托文化中的“责任”内涵——信托公司应发挥信托制度功能作用,推动信托业在维护公序良俗、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特有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效益,成为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信托文化场域将信托文化的内在治理功能延展到社会更广泛的领域,与社会治理机制产生良好的契合与互动,助力实现信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信托法治体系的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实效提升、深化行业转型发展,彰显信托行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使命担当。

“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信托文化场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念体系,信托公司和信托从业者及利害相关方都是信托文化场域的活动主体。以文化学视角和文化场域理论为基础,信托文化场域可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面,遵循文化认同、文化传导和文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信托文化的培育和建设可以在信托文化场域的框架内得以解析,并根据信托文化场域的运行逻辑深入发展。信托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与具体落实可以结合信托文化场域结构、遵循信托文化场域运行规律、发挥信托文化场域的社会治理功能,为信托公司开展信托文化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促进信托行业的深化转型和健康可持续发展,助力信托文化的大树才能枝繁叶茂、蔚然成荫。

 


参考资料:

1、[法]皮埃乐.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67.

2、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80.

3、 [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2):57.

4、参见《周易·系词下》

5、[美]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6):225.


作者:

袁田 中航信托首席研究员、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

禄琼 中航信托研发与产品创新部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金融博览财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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